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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深圳示范區的中國探索:信念與制度

2019-10-22 18:21:40  21世紀經濟報道 21財經APP 馬濤

市場化成為“硬法”、工業化實現升級、城市化成為范例,并在現代化中實現治理,深圳特區發展主要依靠創新,也給未來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一個“初始樣本”。與此同時,制約條件與外部挑戰前所未有、發展體系與累積問題前所未見。兩階段三十年后,14億人怎樣邁入中等收入水平的社會主義強國?對外更緊密的融入全球、貢獻全球,對內更堅定的依靠國民、提升國民,是基本方向。扎根中國國情,凝聚創新共識、建立結構性制度供給,可能深圳示范區能夠貢獻給中國未來發展最有價值的大局擔當。 

中國未來發展需要在圍繞增長建立的發展共識基礎上,探索通過創新構筑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新共識。回看上一個百年,1870年到1970年結束內戰后的美國,持續全面拓展技術進步與工業發明的前沿邊界,至今仍是全球科技創新體系中極為關鍵的新動能。20世紀后半葉,西歐國家和日本的技術創新水平也在追趕和創造中也進入前沿行列。新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走過70年,也在探索與碰撞中更新形成了對自身發展和全球體系的認識,不斷激發出全體社會成員參與發展集成的活力。尤其通過改革開放進入世界經濟體系之初,更需要有一艘“破冰船”來保證改革與發展大局的穩定與漸進。

如何“破冰”?必須用超越中國的視野來謀劃中國的發展。就是在一個個真實又復雜的事實中,深圳特區創造性協調對外開放的需求和當時計劃體制機制,一步步肩負起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試驗場的角色擔當。在不斷深化的市場倒逼下,一批批優秀的改革者、企業家,開始通過改革來嘗試重新界定利益行為。政府與市場的治理邊界也開始逐漸清晰,無論是競爭性還是非競爭性主體,分配與創造的正反饋機制成為共同“硬法”。不斷被越來越多的潛在進入者與體系參與者預期和強化,相對規范市場體系開始內生于增長過程。

四十年以來,深圳特區將國家長期發展目標與靈活的制度創造,在改革共識中進行了協調提煉成治理規則,吸引了國內國外兩個市場的發展要素。得益于特區的改革紅利和制度紅利,高水準市場規則“硬法”成為發展共識,公平公開競爭秩序的市場環境不斷激發無數中小企業的創業創新信念,大規模創新活動也開始內生于市場化。

在經歷“騰籠換鳥”的轉型陣痛后,懷揣創新創業夢想的人才仍然從全國乃至全球持續涌入,工業技術與科學研究也開始迎來躋身世界一流的新氣象。截至2018年底,深圳每萬人發明專利擁有量為91.25件,為全國平均水平(11.5件)7.9倍。有效發明專利五年以上維持率達85.6%,居全國大中城市首位(不含港澳臺地區)。PCT國際專利申請量18,081件,約占全國申請總量(51,893件)34.8%(不含國外企業和個人在中國的申請),連續15年居全國大中城市第一。中國經濟奔騰至今,四十年全球貿易參與,付出了巨大的生態環境和城鄉差距代價后,終于站在了可以通過技術密集型產業、知識和創新人才要素來駕馭新的發展階段起點上。對于率先實現實質性創新增長的深圳示范區來說,則又一次承擔了如何將創新探索寫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發展共識中的“破冰”重任。 

三十年后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仍將是以現代市場經濟為基礎的國際開放大國經濟體。這個目標實現的核心在于建立一系列的結構性制度供給,用以跨越長期增長陷阱并能應對外部環境挑戰。由此,深圳示范區的先行探索、示范儲備作用不可替代。就增長而言,中國經歷四十年高速增長后,接下來的三十年將更多呈現成熟經濟體的規律性特征。長周期來看,真實的經濟增長不是一個以常態速度擴展經濟進步的穩態過程。即便在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的高速增長中,波動幅度也從不足1%到11%,最低到3.91%最高14.23%。1950年到1972年,日本經濟每年增長10.4%,但1973年之后,就再也沒有超過6%。其他在增長轉型中由于增長率大幅降低而引發種種問題的先行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也不鮮見。

與此同時,外部發展環境的緊迫性、復雜性和競爭性也是全球百年經濟體系未曾有過的。除了 2000 年前后外,當前的全球經濟也處在百年罕見的增長低迷期。全球性氣候環境危機與巨量人口持續增長下的國際資源競爭壓力正并行出現,全球性金融危機常態化將與長期以來發展不平衡累積的社會矛盾不時交匯,新一輪工業革命整體性重塑與工業化城鎮化結構性收斂也雛形漸顯。

回到1984年,鄧小平同志視察深圳時明確表示“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表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并隨后決定將沿海14個城市全面開放。黨的領導保證了改革和創新漸次擴展,從市場轉軌、產業轉型再到城鎮化加速,截止2018年末,全國市場主體已逾1億1千萬,累積了中國市場創新與市場化進程的寶貴資本。如何才能建立完善能有效支撐中國下一個三十年的制度結構?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繼續凝聚新的發展共識,是基本前提;尊重發展事實、尊重市場創造則是兩個關鍵。具體而言,就是一方面不斷把發展經驗、教訓與變化的規律性認識,納入到新時期國家轉型與現代國家建設的政治經濟制度設計中來,形成可在不同發展階段中推廣、全國各地可以參考復制的治理制度。另一方面,不斷擴展黨和政府對市場主體異質性、多樣性和開放性創造的容納能力和承載體系,通過保護市場主體的平等權利、競爭秩序來促進市場建設。這可能是深圳探索搭建未來三十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治理體系的切入點。 

(馬濤系哈爾濱工業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編輯:李響 / 南方財經網 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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